上游书话丨袁野：一座城的本土表述方式——散文集《只有一个重庆》读后

一座城的本土表述方式

——散文集《只有一个重庆》读后

文/袁野

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‌刘易斯·芒福德认为：城市不仅是建筑物的群集，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，是文化的归集。从这点来说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城市谱系中，重庆无疑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存在。独特的地形构筑起它的物理高度，而作家陈泰湧也用文字搭建起了这座城市中的一座文学广厦，从长篇小说《小乾坤》到散文集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，恰好构成他本土书写的两条清晰路径：前者以火锅为切口，借小说的虚构之网打捞重庆火锅发展史中的人生百态；后者以行走为尺，用散文的真实之笔，书写“大重庆”的烟火褶皱与人文肌理。两种文体看似不同，实则同归于一颗“书写重庆”而投射出的两束光芒。

翻开新出版的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，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烟火气。全书分四辑：梯城、尘烟、百味、乡愈，共精选47篇散文。这部作品的底色并非传统散文惯用的抒情或议论，作者似乎刻意收敛主观情感的过度抒发，也不沉湎于个体浅吟低唱，而是以扎实的叙事功底将这座城市的光影、气味、街景的变迁用文字串联起来。

《小乾坤》是重庆作家陈泰湧的小说代表作，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营棉纺厂为起点，讲述棉纺厂二代童家四姐妹与张家两兄弟开火锅店的故事。时间跨度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延展到当下，小人物的命运与火锅产业的发展互相交织，勾勒出一幅改革开放时期重庆青年创业的人生图卷。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其素材源于作者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所做的田野调查，真实且详尽，这些素材成为小说创作的母本，被转化为虚构叙事，这也正应了那句话：新闻结束的地方，正是文学开始的地方。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生体悟也比新闻更加丰满厚重。

如果说《小乾坤》是向内挖掘，那么《只有一个重庆》则是向外辐散，作者不再满足于个体的幽微体察，而是将视野探入整个“大重庆”的历史纵深与空间肌理。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，既是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确证，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宣告。在城市快速发展，千城一面的今天，作者用文字提醒我们：重庆是独一无二的。这种独特性，不是靠几张网红打卡照就能证明的，它需要一个作家真正沉下身，用脚步去丈量，以一种深耕式的、有温度的书写，将那些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城市记忆打捞出来，并融入当前的城市生活中，以及对城市未来的无尽想象中。正如书中所写：爱一座城，你会爱她的街巷，爱她的人潮熙攘，更爱她的不断向上生长。

阅读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，很难忽略陈泰湧的记者身份，他的散文有一种新闻特稿式的现场感：人物有真实的名字，有确切的地址，有具体的时间。他没有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，而是以一个“观察者”“行走者”“记录者”的身份在场，带着读者穿行在大街小巷，遇见那些游客和街坊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这种“非虚构”的写作姿态，赋予散文集一种难得的可信度和代入感。让读者觉得，这不是一个作家坐在电脑前“书写”重庆，而是耿直爽朗却又愁绪交织的大叔在“抚摸”重庆。

当下散文写作，常有两种倾向：一种是重抒情而弱化叙事，写作者不在生活现场，靠想象填充情感；另一种是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，缺乏文学性的提炼与结构的经营。而作家陈泰湧的书写，恰好避开了这两种陷阱。他既保证了叙事的扎实与信息的密度，对历史资料的咀嚼消化下足了功夫，又在语言上保持着散文应有的节奏与韵律。他不回避“我”的存在，但这个“我”并非凌驾于素材之上，而是谦逊地服务于书写对象：无论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阶，老街上的叫卖声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酸菜米线，热辣辣的重庆夏天，还是整座城市的骨骼与经络。那些寻常事物在他的笔下慢慢苏醒，不是因为它们有多么辉煌的历史，而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一代代重庆人的日常生活，是这座城市真正的“老底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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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泰湧在《只有一个重庆》一书中，正是以“在地”的姿态，“有我”的视角，回到散文叙事的本真书写。“在地”即“在场”，不仅是空间上的双脚扎根，更是情感上的真心感受，是写出“只有这个地方才会发生的故事”——他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，而是真正生活在这里，爬过坡，上过坎。他写《夜宿下庄》，这里只有月光没有月亮；他在《瓦屋村》里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风的力量……这种“在场”，让文本有了颗粒感。

从《小乾坤》到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，前者是用小说的“虚”来折射时代的“实”，后者就是用散文的“实”来抵达情感的“真”。在小说里，一口锅就是一个浓缩的微观世界，陈泰湧把这个微观世界写得活色生香、风生水起，让人看到一口锅里也能熬煮人间百态、时代风云。而在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，他从“小”走向了“广大”，从一个点出发，他画出了一个圆，这个圆，就是重庆。一虚一实的两条路径，恰似重庆的两江水——嘉陵江的清澈与长江的浑厚，在朝天门交汇，然后一起流向更广阔的海洋。

《只有一个重庆》的意义，并不仅仅在于它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文学档案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提供了一种“本土书写”的另一个范本，如何在全球化与同质化的大潮中，保持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与传承，如何在追逐“网红城市”流量密码的同时，不丢失那些真正构成城市灵魂的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。不论是小说《小乾坤》，还是散文集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，两条写作路径，各自生长，但深究之下，二者共享同一种叙事精神，就是“在场”的坚持，构成了当下本土写作中值得关注的双重样本。

从陈泰湧的本土书写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成长，更是一座城市如何通过文字完成自我辨认。重庆从来不需要被定义，它只需要被看见，看见它坡坡坎坎里藏着的生活哲学和城市精神。在这本书里，我们看到了深埋于作家心中的写作理念：回到现场，关注细节，以本真语言呈现实物本质，让文本保留着粗粝感，就是最好的表述。

这，或许就是文学之于城市的意义吧。